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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战略”统治的人类世界

2017-09-09 09:54

劳伦斯?弗里德曼(英)著 王坚、马娟娟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战略”,是一个看起来高大上的词汇,但它又非常悲哀地被泛化,仿佛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有战略。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学术文献中,关于“战略”的定义差不多有一百种,这还只是比较严肃的著作,如果放眼媒体,每个人都可以有一套自己对“战略”的理解。

对于英国著名战略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来说,战略就是一部历史,它如同一条长河,承载了人类千百年的智慧。阅读这本《战略:一部历史》,很难得出“战略”的明确定义,但是会对自己的生活有更清晰的认识,会将自己有限的阅读生涯中读过的作品,通过这部书连接在一起。

毫不夸张地说,这部书就是一部思想史,它完全打破了人们关于战略的常规认识,或许这也是一流战略思想家所应该具有的宏阔视野与历史深度。

战略从何而来?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所谓“江湖”就是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生存环境。如何才能达成所愿,那就需要战略。从形式上来说,战略是在结果和手段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改善自己的处境。

在弗里德曼看来,战略思维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动物学家研究黑猩猩的结果表明,灵长类动物已经具备战略思维。因为它们已经学会不用暴力而是通过结盟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逻辑和思维几乎贯穿人类社会的始终,尤其国家之间的交往更是如此。除了依靠自身实力,也需要结盟,唯有如此,才能以低成本实现自己的目标。

系统的战略思想的出现要比战略实践晚得多,现代战略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拿破仑有关。拿破仑不仅频频取得战场上的胜利,同时也改变了战争的形态,从雇佣军的战争、有限度的战争变成了全民战争、无限战争。拿破仑战争还催生了两位现代战略学的奠基者金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

约米尼关注的焦点是如何集中兵力,通过内线作战的方式获得机动优势,这一观念一直是战略思想的核心。即便在游击战中,也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集中数倍于敌人的力量进行作战。

而克劳塞维茨则将战争提升到哲学高度,他提出了脍炙人口的观点金“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他区分了战争与政治的逻辑,战争是原始暴力、仇恨与敌意的“三位一体”,战争是按照暴力不断螺旋上升的。战争是两种意志的较量和对立,战争中充满了不可预测性,除了情报的不可靠性之外,还存在着战略上的摩擦,最高层的意志未必能够贯彻下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哲学,也为大战略奠定了基础,战场的胜利要服务于更大的政治目标。

这已是人们熟知的战略概念,而弗里德曼则将战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甚至找到上帝那里。在弗里德曼看来,《圣经》是一部战略学经典,《出埃及记》《士师记》等篇章都是战略故事的记载,所谓的撒旦未必就是邪恶的,他不过是上帝的对立面,一个输家而已。弗里德曼说,“上帝的目标很明确,但手段总是充满欺骗。他设下圈套,让对手误以为自己掌握了命运,因此,欺骗成了《圣经》的一个强大主题。当处于劣势者必须动用智慧才能取得胜利时,巧施诈术便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因此,战略本身就蕴含着计谋和欺诈。

换个角度来看,战略体现了人类的理性和能动性。在《荷马史诗》中,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元素金力量和智慧,或者说武力与诡计,分别以阿喀琉斯和奥底修斯为代表。到了希腊时期,思想意识进一步觉醒,发现战略是语言和行动的结合,也是操纵言与行的能力,因此,希腊神话充满战略色彩。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了大量的演讲,比如伯里克利以语言实现政治动员,把控了雅典全局,堪称一流的战略家。修昔底德对战争原因进行概括金荣誉、恐惧与利益,这也是雅典和斯巴达爆发战争的重要原因。

在弗里德曼看来,修昔底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看到了联盟以及维系联盟的成本问题。对于弱国来说,加入联盟当然有益处,但是对强国来说,联盟是双刃剑,它被寄予了太多的责任和期望,而得到的回报则非常可怜。这一论断在一战中得到印证,如果不是德奥之间结成非常铁的盟友,奥匈帝国也没有那么大的底气在巴尔干开战,貌似强大的联盟让大国在“梦游”中走向战场。

战争中的实力当然重要,但是拥有绝对优势而获胜,就无法凸显战略的价值和意义,以弱胜强才是战略追求的目标,也是存在的意义所在。

关于“暴力”的战略

“兵圣”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略的最高境界。战略从一开始就与战争联系在一起,如何取胜是战略家们关注的焦点,因此,战略研究最开始存在于军队之中,也就是将军的带兵打仗之道。

“不战而屈人之兵”固然好,也是战略家们一直追求的目标,然而,战争毕竟要通过“身体”的物理解除才能完成,在冷兵器时代尤其如此。在民族国家时代,战争成败被上升到民族尊严的高度,战争往往变成绞肉机,两次世界大战就是例证。德国的战略思想从腓特烈大帝开始,就是如何扭转德国的不利战略地位,虽然德国身处四战之地,周围都是敌人,但是,铁路网络的铺设,德国获得了内线作战的优势,无论老毛奇、施里芬的战略设计,都是能够在战争初期集中兵力打垮敌人,避免两线作战,从德国的统一战争到一战、二战莫不如此。

战争终归还是暴力活动,不流血而获得胜利几乎不可能。德国战略家德尔布吕克,提出了歼灭战和消耗战两种战略类型,前者是通过直接的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后者则是通过不断消耗对手的资源和耐心,最终迫使对手做出让步或者妥协,间接取胜。这种区分构成后来战略研究重要的类型分析基础。

英国大战略学家李德哈特就非常推崇间接路线,他的经典观点就是,漫长的迂回是达到目标的最短距离,从本质上说,这也是一种消耗战略。李德哈特更关注不通过直接的对抗而取得战略的效果。弗里德曼对间接路线并不是很看重,在他看来,间接路线代表了一种战略理念,但是只能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社会和军队都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要想对敌手施以持续压力,还要依靠高效的海陆空军力量。

某种程度上,李德哈特的理念是对两次世界大战中数亿人口相互厮杀的一种反思。尤其是在核武器出现之后,歼灭战已经不再是大国战争的选项,美国和苏联关注的是如何保持核威慑的平衡,博弈论成为战略研究的焦点,专门研究核战略的谢林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美苏冷战期间,双方的核武器可以毁灭世界几万次,而构成核威慑的居然是“非理性的理性”。直到1970年代,美苏才准备进行削减核武器的谈判。2010年,美俄两国新达成削减核武器的协议,但美俄之间核威慑的平衡,依然是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

弗里德曼认为,当下的战争已经进入4.0时代,它的攻击目标变成了社会凝聚力的源头,包括共同的准则和价值观、经济管理体系和制度架构。当下的恐怖主义袭击,就代表一种新的战争形态,无形与无声的战争关系到人心,也就是人的认同感,这种战争早已超越国界,进入到国家内部。战略的暴力基础也随之而变,战略与国家的治理、市场竞争联系在一起,战略的内涵大大扩充。

战略研究进入“蓝海”

关于战略的研究几经兴衰,整体来说,战略还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假设可以对全局有非常好的把控,但是,这种假设本身也存在问题,人的理性终归是有限的。

20世纪,人们对战略规划的信心已经大打折扣,尤其是越南战争,让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及其五角大楼的规划成为教训。源于企业管理等规划不可能被照搬到军事领域,而源于战争的战略思维,却被广泛用于商业和选举。战略的研究已经进入“蓝海”(未知领域),这是战略的泛化,也是战略研究的复兴。

在这部巨著的后半部分,已经看不到战略的暴力色彩,而是如何维系权力、提高效率,甚至于商业战略的重要性已经超过军事战略。弗里德曼着重关注左派的观念,革命与解放一直是左派关注的命题,但革命的暴力色彩越来越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后期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也有了不同的想法,尤其是在第二出现之后,通过议会斗争的道路可以获得更多的权利。

第二之外,列宁开创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并在苏联取得胜利。苏联模式从理性来说,已经达到极致,列宁把泰勒制和苏联的政治相结合,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也让左派思想陷入尴尬。对于葛兰西来说,真正的解放不是歼灭战,不是推翻政权,而是在思想领域确立无产阶级的主导权。如果左派在思想领域无法创新,就不可能打破思想意识形态的霸权。而思想领域的霸权,主要依靠叙事建立起来,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故事要比说教更有吸引力。

自媒体时代,叙事能力和权利已经高度多元化,战略也需要随之转型,特朗普就是社交媒体时代的最大赢家。在一个高度透明的时代,战略家对于结果也难以把控,“事后诸葛亮”却有很多。如弗里德曼所言,“剧作家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在写喜剧还是写悲剧,而战略家想写的是喜剧,最终却有写成悲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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